上个月，小李开了一家送餐店，但开业以后，生意冷清，每天只能订出去寥寥几份外卖。那个订餐电话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小李着急呀，他的几个好哥们也着急，聚在一起为他出谋划策。哥几个商议来商议去，说好酒还怕巷子深，关键是要广而告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么家饭店，打出知名度，生意自然就好了。

　　大家围着电脑，花了一晚上的时间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集思广益，设计了一份精美醒目、重点突出、文笔出众、词藻华丽的宣传单，打印了一千多份。第二天早上，趁街上行人不多，哥几个分头行动，将小广告贴到了电线杆、小桥头、公共厕所等处。剩下的，则利用一上午的时间，分发到了各大机关、写字楼、居民小区、菜市场。

　　哥几个发完广告，马不停蹄地回到饭店，没用他们多等，悦耳的电话铃如期响了起来.

　临到上课，不到20岁已博览群书的李敖极为顽皮，专挑老师的错。

　　教“刑法总则”的老师讲到李大钊的死，讲错了，李敖立刻纠正。教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，把“Lib？鄄erty”念成“喇比利台”，李敖听了当场大笑。教“经济学”的老师有一次被李敖劈头大声问道：“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？”他应声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有啊！”李敖追问：“缺点在哪里啊？”他厉声回答：“我不敢讲啊！”全班为之哄堂大笑。而这位老师更是李敖纠正的对象，两人甚至在课堂大吵过。

　　李敖看不起别人，不喜欢上课，连考试都懒得应付。大一时8门课，有3门不及格，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。大一总成绩，第一学期只有71。31分，第二学期只有65。45分，成绩之烂，一望便知。但李敖从不作弊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不屑，而且他觉得自己也不需要好成绩，他觉得做一个真正的自己，比获得一个好成绩更重要。

　　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李敖始终自认为有学问，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。

　　那时候，香港有本杂志《大学生活》称台大有“四怪三丑”，而“怪丑之尤”便是“长袍怪”李敖，可见李敖在台大的确特立独行，够狂够野。他自己更宣称：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个穿长袍的，除非他是瞎子，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，除非他还是聋子。

　　为什么大热天穿长袍？李敖有自己的理论，他在《长袍心理学》一文中自述他穿长袍时的情状：一袭在身，随风飘展，道貌岸然，风度翩翩然，屈指算来，数载于兹矣！不分冬夏，不论晴雨，不管女孩笑于前，恶狗吠于后，我行我素，吾爱吾袍。

　　在法律系学习了287天后，李敖突然向所有人宣布——弃法从文，重考文学院！

　　李敖本来志在学文，不在弄法，只因几分之差，没考入台大文学院，进入法学院。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，得先自动退学才成。退学后李敖恶补数学，考了59分，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，从此告别了法学院。

　　当他走进文学院的课堂后，很快又发现这里的学者根本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神通广大，六七个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都搞不清美国文学家萨洛扬是谁！一个大学一年级的“饱学之士”，面对这些“巍巍乎可畏？赫赫乎可象”的“为人师表”们，心中的梦彻底破灭了。

　　那个天堂般的大学怎么是这样的呢？

　　但是这一次，李敖真的安定下来，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，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。从此，李敖不再为台大的美景所吸引，他走上了一条与其他人“各自东西南北流”的道路，教授教他们的，李敖学自己的。

　　李敖拿起一本书，躲进树荫里，任风儿将书吹到哪一页，他便从那里开始读，直读到“夕阳无限好”，然后回宿舍。

　　李敖邀上好友，游山？玩水？喝酒？吵架，深更半夜在草地上大谈到天明……从这些社交活动中，李敖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。

　　李敖也像文学青年一样多愁善感：为朋友纷争，为女友离去，为事业无成……他甚至尝试自杀，但终能从痛苦中走出来，锻铸出钢铁般的性格。

　　在台大毕业答辩的时候，3个教授坐在李敖面前半小时后对他说：“李敖，你答辩通过了。”李敖说：“你们什么也没说啊，我也没讲话啊。”教授说：“我们知道一开口肯定会被你驳倒的，所以还是不说了。”

　　李敖用他的“我行我素”，达成了无人管的心愿。